日本】各安其位 日本人的礼仪观（二）

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
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