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入世后，中国产品在卸去关税压力后，低成本优势将得到极大发挥，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非关税壁垒，如知识产权、技术环保标准等。其中最频繁发生的是反倾销。喧嚣一时的温州打火机的CR案和反倾销案，揭示了中国走向制造业大国仍有巨大的障碍要克服。
周大虎现在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代表人物。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刚以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的名义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成立50周年的庆祝会，在一连串的电话中他都不无夸耀地向朋友宣布：“贾庆林也来参加了……我在会上还发了言。”
周大虎有理由骄傲，因为10年前他还是一个邮电局的普通职工。1991年他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妻子拿到了5000元下岗费，周大虎于是在自己40平方米的家里辟出了一块地方开始做打火机，10年以后他已经可以站在中国工商业界最高的讲坛上代表这个行业讲话了。他的经历，恰好是温州打火机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过程，而他之所以受关注，也正因为他代表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刚刚打赢了一场官司：欧盟的打火机反倾销案。
从1991年开始，全球打火机产地开始从日本转向中国温州。“其实在温州打火机行业我是个很晚入行的人，1985年温州就有人在搞打火机了。但是老外买家还不多，因为产业主要还是在日本。但是到了90年代初，打火机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了，原因很简单，温州的价格实在便宜，一只打火机，日本生产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00～500元，温州只要10块钱人民币，到了欧洲市场温州价格最高的也只有七八个欧元，日本的价格要几十甚至上百个欧元。于是欧美商人都开始到温州下订单了。”周大虎对记者说。
“日本人也想和中国人争啊，他们的价格不断下调，从300元调到280、250元，最低调到过200元，但他们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日本最高峰时100多家打火机厂，现在基本都关掉了。”
而在此期间，温州的打火机厂也经过了一次质量的洗礼。1992年前后，温州打火机需求极旺，原有厂家都开始追求产量，下调设计标准，最高单个人工日产量要达到500只。周大虎差点因此破产，因为他保持原来的质量标准不变，结果不但利润减少，工人也因为工资少跑掉了。他贴上了前两年的利润来重新培训新手，亏损非常厉害。到1993年底，经过一个市场循环后，商人们发现温州打火机有好有坏，开始对厂家有所选择。在温州最高峰时的3000家打火机厂中，有9成打火机厂商因为没有了订单而失去生存基础。订单集中到质量过硬的厂商手里，所以没花多长时间，大虎打火机厂就成了年产1500万只的大户，其中外销比例高达80%。
从打火机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销售纠纷就没断过。
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温州打火机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仿照美国提出CR法案，到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2002年，欧盟又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所谓的CR法案指的是在打火机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落入套中。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有相当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打火机的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对温州打火机的成本有很大的影响。
在欧美市场中，美国市场因为CR法规实行得很早，对温州打火机树起高壁垒，所以温州货进入较少，虽然总市场可能与欧盟差不多，但温州打火机进入美国的销售大概只有欧盟的20%。但近两年来，已有厂家琢磨出绕过CR法案的方法，所以周大虎说最近温州打火机的美国生意做得不错。
事实上，在欧美两大市场的一系列案子背后，都有个竞争对手作为发起人。在欧洲，温州打火机的对手是BIG公司；在美国，对手是名声很响的ZIPPO公司。温州商人10倍之差的成本优势在不经意之间，与这两大“地头蛇”结下了梁子。
在欧洲，BIG公司是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霸主，虽然温州打火机厂商生产的都是可充气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但由于价格相对来说过于便宜，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在欧洲售价最便宜的只有3欧元，而欧洲市场上一次性打火机的出厂价为0.5欧元，销售价要一欧元，这已经影响到一次性打火机的销售。而BIG公司推动欧盟提出CR法案和反倾销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温州打火机的成本和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空间。
外部世界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当地进口商就极其倾向中国方面，当然利益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欧盟将对打火机实行CR法案的信息为温州业界所知，最早就来自于2001年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发给温州日丰打火机厂老总的一个传真。据说这个欧洲商人为了反击欧盟对中国打火机生产商的劳工条件歧视，还亲自为一个电视片配音。
欧盟的CR案是温州商人们集体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在获知欧盟动向后，温州商人通过媒体在国内掀起了影响很大的新闻波，同时组成申诉团，会同政府的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的政府官员，在欧洲巡回访问，试图推动法案发生变动。
但是温州打火机厂商试图推动法案变动的努力没见效。在申诉团成员、温州烟具协会秘书长林嵘看来，中国人在这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上的发言实在是太晚了。1998年欧盟开始动议CR法案，2001年中国人才获知信息，当申诉团2002年3月起程时，欧盟已经进入最后表决了。
而在其中，政府部门责任不小。欧盟在动议CR法案时，曾将信息传达给中国的质检机构，但这个信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全是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实在太少了。所以CR案最后的表决结果是：2003年底开始在欧盟范围内实行此法案。
不过申诉团也有收获，在历经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和法国BIG公司的交涉以后，申诉团得到了欧盟相关官员尽快启动相关修正法案的承诺。承诺背后，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不可小视，温州打火机业内人士透露，在十多轮多边谈判中，随团同行的中国官员态度强硬，多次表示如果欧盟的CR法案得不到合理的修正，中国将同样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对付欧盟出口中国的商品。
相当的可能是——至少周大虎这样认为，正因为CR法案有可能被修正、同时由于之后大量绕过CR法案的方法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就在2002年6月，欧盟的CR法案通过后一个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而在这场官司中，温州打火机协会取得了全胜。
CR法案虽然失利，但它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却非常之大。首先它使商人们对贸易法规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与美国CR案温州无人应诉、欧盟CR案三年之后才为温州人所知不同，欧盟反倾销案几乎一出现就为温州商人高度重视。
“CR法案是政府案，厂商只起到申诉作用。反倾销案是一个民间案，起诉的对方是欧洲打火机生产商协会，温州方必须有人应诉，否则过了诉讼期将作自动放弃论。但是单个温州厂商的实力都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诉讼，因为总费用是200多万，这还是对方放弃诉讼的结果，真打起来，费用可能还要翻倍。”周大虎说。
知道反倾销案的开始几天内，虽然商人们在大小聚会中不断谈起此事，却没有人出头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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