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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评论】
1，问题之一：如何适用独立性原则和欺诈例外
在对待因基础合同欺诈为由而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问题上，最高法院早有极为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法发布于1989年6月12日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最高法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法院一样，认为信用证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不能保护一个“不道德的商人”，或者用罗马法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欺诈使一切无效”。最高法院的这一立场是清楚而坚定的，从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新湖商社案和三和银行案判决就可以看出，另外，新湖商社案特别提出了欺诈必须是“实质性”欺诈的标准，换言之，一旦信用证项下发生实质性欺诈，则独立性原则将不再能够保护受益人，法院将可以突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和单据交易的基本原则，去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是否作出欺诈来判断开证行应否付款，而不是仅仅根据单据是否严格相符来作出应否付款的判断。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是一个由法官自由裁量权掌握的问题。
2，问题之二：认定信用证欺诈和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
本案信用证交易显然存在受益人提交假单据进行欺诈的事实。但是问题的关键点是，由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阻止法院不能轻易越过独立性原则以及单据交易原则去看单据背后的基础交易，那么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将以何种方式越过独立性原则去考察基础合同是否存在欺诈。本案法院在原告起诉之前冻结信用证的程序中，以及后来法院在本案的实体判决中，法院并没有交待如下一些基本实事就直接认定存在基础合同的欺诈：原告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说明存在基础合同欺诈？该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欺诈？在基础合同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形下，如果法院不给予法律救济，将造成申请人的损失是否是不可挽救的？法院是否有必要和足够的理由停止或终止信用证的支付？另外，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说，因基础合同欺诈而向法院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的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在本案的判决中，我们看不到法院对这一举证责任和举证要求做出任何考量。
3，问题之三：欺诈例外的例外
并不是只要发生信用证欺诈法院就可以一概将信用证的支付予以冻结或终止支付。各国之所以在欺诈例外之外还设定一系列例外，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间商或中间银行参与到信用证交易中来，因此开证行或法院必须注意培养而不是破坏这些信用证交易的中间人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的善意信赖。因为这些中间商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以及那些因依赖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的付款保证而善意行事的人，或者他们不知晓欺诈的发生，或者他们已经付出对价。法院必须明白，没有这些中间行的善意参与以及对信用证法律机制的依赖，信用证付款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本案判决的最大问题是，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没有考虑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之外还有一系列例外。例如就最高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信用证项下已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这一例外而言，本判决就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数年以来，中国法院在这一欺诈例外的最主要的例外问题上的做法已经令国内银行实务界怨声载道，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法院的做法令中国银行界和司法界声誉受到最严重的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信用证项下的汇票已经开证行承兑，开证行在该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已经变为无条件的付款义务，则开证行必须付款。本案的判决显然直接违反了最高法院前述明确的司法解释。
当然，如果已经开证行承兑的信用证项下的汇票仍然由进行欺诈的受益人持有，则开证行当然可以根据受益人进行欺诈的抗辩直接针对该受益人，但实际上实行了欺诈仍傻乎乎地持有汇票的受益人几乎没有，因为受益人获得开证行承兑汇票之后往往立即以较低的价格直接在票据市场上将该承兑汇票贴现，获得款项后不知去向。所以最后要求开证行兑付承兑汇票的往往是付出对价的、善意的、在票据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获得该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已经承兑汇票的开证行不得以针对受益人的欺诈抗辩针对正当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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